在《共同体的边界》一书中，普莱斯纳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思考范式上，他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著名区分，但他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这种理论图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共同体秩序作为社会激进主义，对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 《共同体的边界》出版于1924年，时值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岁月。普莱斯纳的批判目标指向了当时的反魏玛共和国的思想运动：无论是德国右翼青年运动所追求的“血缘共同体”，还是德国左翼运动所构想的“事业共同体”，都是在通过某种激进主义颠覆现代社会关系。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界，这种理论声音是孤单的。20世纪80年代，这部著作才被重新发现，引起国际...(展开全部)

在《共同体的边界》一书中，普莱斯纳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思考范式上，他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著名区分，但他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这种理论图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共同体秩序作为社会激进主义，对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 《共同体的边界》出版于1924年，时值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岁月。普莱斯纳的批判目标指向了当时的反魏玛共和国的思想运动：无论是德国右翼青年运动所追求的“血缘共同体”，还是德国左翼运动所构想的“事业共同体”，都是在通过某种激进主义颠覆现代社会关系。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界，这种理论声音是孤单的。20世纪80年代，这部著作才被重新发现，引起国际...(展开全部)

在《共同体的边界》一书中，普莱斯纳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思考范式上，他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著名区分，但他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这种理论图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共同体秩序作为社会激进主义，对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

在《共同体的边界》一书中，普莱斯纳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思考范式上，他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著名区分，但他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这种理论图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共同体秩序作为社会激进主义，对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

《共同体与社会》如同标题明确呈现的那样，本书最鲜明的特征莫过于它采取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围绕着“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这对彼此相对的概念展开讨论。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三卷组成，依次是“关于主要概念的一般规定”(共同体的理论与社会的理论)、“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 、“自然法的社会学基础” ，它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对立的意涵：第一卷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刻画了两种人类结合的关系形态以及它们各自形成的共同生活秩序；第二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对应上述两种共同生活类型的个体心理事实与原理；第三卷则透过法学和政治哲学的视野解读了两种关系类型背后的规范以及共同生活的法权基础，其中又包含了双重的自然法脉络：第一重是私法层面的“共同体”或“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人法”)、人与财产(“物权法”)之关系的诸...(展开全部)

《全球共同体》主要内容：国际组织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以及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在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两大范式转变——文化转向和国际史的兴起——过程中，入江昭都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和领军人物。作为跨国史研究的身体力行者，从20世纪末开始，入江昭开始对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研究，在史学界又开风气之先。《全球共同体》就是其研究国际组织的结晶。

《想象的共同体》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

◆ 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哈罗德•布鲁姆“伟大的对手”J. 希利斯•米勒力作。